我这里说拐棍而不说拐杖，是因为在我们乡下拐棍和拐杖是不一样的。拐杖选料讲究，做工也精细，雕个花纹，刻个龙头，有的还要上一层黄漆，这么一拨弄，你就不敢叫它拐棍了，得叫拐杖。拐杖精致，也贵，一般人拄不起，就拄拐棍。拐棍就简单了，随便在树上砍一根一头带弯的树枝，剥了皮，略为打磨一下就能用了。遇上粗鲁不讲究的，连皮也不剥。拐棍不值钱，用着了它是一个物件，用不着它就是一根柴禾。拄坏了，随手一扔，再弄一根，谁也不会觉得可惜。
在村里，拐棍也有三种。一种是盲人用的，这种拐棍其实不“拐”，就一根直棍，要细，也长，木质弹性要好，盲人的拐棍一般不是用来拄的，是伸在前面点点划划探路，盲人的拐棍其实是当眼睛用的。另一种就是在一根粗木棍一端加嵌一根短木棍，这是专供严重残疾不能独立行走的人用的，走路时横木顶在腋下，整个身子的重量全由这根棍来支撑。因此，木质需坚硬，要粗，要结实。这种拐棍才是真正当腿用的。村里人用得最多的就是我开头说的那种廉价拐棍，用它的人大都是老年和腿脚轻度不连便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的手里就没有离开过拐棍，开始拄的是那种嵌横短木的粗拐棍，那是因为爷爷得了一场大病，几乎瘫痪。后来听人们说，爷爷得病是因为我们家死了人，而且是不到两年连死带走一连失去四口人。
先死的是我的爹，那年爹33岁，爷爷54岁。爹从小耳聋，后来神经又有些问题，爷爷说爹的病是给耽搁了，因此爷爷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的儿子。
那年我虚六岁。爹死的场景不是记得很清楚，只记得有不少人在哭，也有不少人忙着。一个个都拉着脸。爷爷没有哭，只是盘坐在炕沿上抽烟。爷爷两眼盯着地，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口水顺着烟袋杆流了下来，烟锅里的火也灭了，爷爷只是抽，不见冒烟。这一切爷爷浑然不觉。
到了父亲要入殓的时候，爷爷扔掉烟袋，噌地站起来，几步跑到我爹的棺材前，爬在棺材上用身子挡住将要合上的棺材盖。爷爷慢慢地拉展我爹寿衣上的皱折，用手轻轻地抚平。然后又抖抖地揭开覆盖在我爹脸上的麻纸，用他那粗糙的手抚摸着他唯一的儿子的脸。从左脸摸到右脸，从上额摸到下巴，摸着摸着两只眼里涌满了泪花，但爷爷始终没有让它流出来。当人们把他拉起来时，只见爷爷上齿紧紧咬着下唇，牙齿下渗出了淡淡的血印，但爷爷硬是没有哭出声来。爷爷刚站立身体就晃了几下，众人慌忙把他扶进屋里，爷爷打发走众人，又独自抽起烟来。
父亲死后，我们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笑声，大家没事很少出门，说话轻声闷语，窝在家里小心翼翼地活着，就这样也没有逃脱厄运的再次袭击。
就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入睡的我们被隔壁母亲的嚎啕大哭惊醒。当我和爷爷奶奶胡乱穿上跑到母亲屋时，发现妈妈怀中的弟弟已经断气。妈妈怕爷爷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边哭边抱着死去的弟弟往出走。爷爷挡住妈妈说：“天太黑，我来吧。”接过弟弟的尸体，爷爷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爷爷摸着黑把弟弟抱到村西口一个叫有子渠的地方，两腿一软就坐在了一块草地上。往日三岁的弟弟在家里是最让爷爷开心的“人物”，今夜爷爷想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小孙子的身体。他把弟弟紧紧抱在怀里，但渐渐僵硬了的弟弟让爷爷明白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我不知道爷爷是如何把弟弟放在那深沟里，又是如何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他最疼爱的小孙子，夜很深了，爷爷才极其落魄地走了回来，这时的爷爷头发蓬乱，胡子上挂满了白霜，身上粘满了草屑，就好象他自己死过一回。
逼于生计，就在第二年的秋天妈妈就带着妹妹后嫁了，热热闹闹七口人的一个大家，不足一年的时间就剩下爷爷奶奶我这两老一小三口人了。妈妈走了的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完全降到了冰点，谁也没有什么说的，一说话不是叹气就是哭泣，都很早就睡下。也许是太累了，少心没肺的我便早早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爷爷那边有什么动静，起来一看，只见爷爷满头大汗，几次要起来都没爬起。也许是一年来我失去的亲人太多了，当时爷爷的情景比我父亲死时都觉得可怕。我便拉着爷爷的胳膊往起扶他，爷爷拼尽全身力气的几次努力又告失败，我去背后抱爷爷，可怎么也抱不动，我又爬在爷爷面前，让爷爷爬在我背上试图把爷爷驮起来，也没有成功。这时我和爷爷都是满头大汗，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心想爷爷这也是要死了吧，极端的无奈和恐惧让我爬在爷爷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爷爷病倒了，奶奶还得伺候爷爷，家里的事我便不得不承担起来。担水，扫院，喂羊，拾柴禾，七岁的我就成了个大忙人。最难的是拾柴禾，不但要保证毎天家里做饭取暖的用柴，还得为阴天雨天储备些。这样我必须毎天挑着小篮子出去刨玉米茬子，我是不管谁家的，碰到就刨。那一天，我正刨的满头大汗，突然一位远房堂叔站在了我的面前，这位堂叔性格火爆，平时绝无笑脸，是村里我最怕的人。没想到竟走到他家的地里，一着急拔腿就跑，刚起步就被玉米茬绊倒了。意外的是堂叔今天并没发火，还连忙把我扶起，给我拍掉身上的土，拔掉手上的刺，揉了揉带血的伤口，揉得很轻很轻。堂叔一脸的慈祥和怜爱让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我看到堂叔的眼也有些湿了。堂叔给我擦干泪，帮我刨满两小筐玉米茬，挑着把我送回家。从那以后，我发现堂叔家的地里每天都有刨起来的玉米茬，土不是弄得太净，我只要再稍微弄捣一下就行了，而且毎天不多不少正好是我的两小筐，省了我的不少力气。还是在我长大以后才明白那都是堂叔专门为我刨的，不把土弄净是怕人们顺手拿走。暴躁的堂叔竟有这么一颗细腻的心，这件事至今想起来我心里都是满满的感激。
爷爷的腿病是一位老中医堂爷给治的。除了电针外，还要用桑柴火烤，就是把桑树皮剥下，烘干，然后放在铁盆内点着火，把爷爷的腿包好放在上面用火烤。这个情节我曾在以前的一篇散文中写过，每次都烤得爷爷浑身是汗，难受无比，但爷爷毎次都一声不吭挺了过来。这里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说，那就是远房堂爷村支书，村支书是村里最大的官，是没人能惹得起的人物。村支书又是我爷爷最大的仇人，两人的官司打到县里省里。由于烤腿桑树皮用量大，我家的就连三爷四爷家的桑树皮都让我剥光了，实在没有办法，奶奶便把我领进子村西生产队的一片桑树林里。刚刚开始村支书就走了进来，奶奶一看不好，丟下我就跑，她知道村支书不会对一个孩子怎么样。当时我真有些懵了，怒目瞪着村支书，大有拼上一命的架式。村支书走了过来，脸上表情也很平和，摸摸我的头发弯下腰低声说，告诉你奶奶，以后不要在一棵村上剥，毎棵村上少剥一点，说完就走了。看着支书的背影，觉得这大人们太复杂，实在弄不明白。回家后把支书的话学说了一遍，惊魂未定的奶奶才放下了心，爷爷好象理解得更深，叹了一口气说，到底还是本家兄弟。
爷爷就这样在桑柴火上烤了三个多月，一天中医堂爷给他拿来一根嵌有横木的拐棍，硬是扶着爷爷下了炕。爷爷拄着这根粗粗的拐棍挪开了脚步，先在家里，十几天后竟能出了门，院子里，大门外，爷爷的腿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几个月后，爷爷突然从柜子背后拿出了一根不粗的新拐棍，换下了堂爷给的那根，这标志着爷爷的腿病有了明显的好转。
爷爷什么时候给自己准备了这么一根拐棍，我不知道，这虽然是一根普通的拐棍，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打理。木质坚硬，粗细长短重量都很适中，树皮剥得干干净净，打磨得也很光洁，着地一头包了一圈薄铁皮，手柄上还套着一层护手。虽然还算不上拐杖，但在村里人用的拐棍中无疑是最好的一根。
这根拐棍爷爷一生再没换过，一直陪伴爷爷走完了最后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拐棍再好，说穿了也就是是一根木棍，在家里所有的物件里应该是最不值钱的，我不明白爷爷爱惜这根拐棍超过了家里所有的东西，甚至不亚于对一个人的爱惜。
你比如，回到家里爷爷从不像別人一样把拐棍放在门旮旯，而总是横放在炕的前沿。晚上睡觉这拐棍又总是紧挨着爷爷的褥子边放着，在外面和人闲聊，爷爷席地而坐，他总是把拐棍的手柄搭在肩上，拐棍放在怀里，一只胳膊总在拐棍上搭着，这几乎成了爷爷的习惯性动作。耕地，爷爷从不拿牛鞭，一手扶着犁，一手柱着拐棍，牛不听话了，爷爷只是挥挥拐棍吓唬吓唬，从来没有落在牛的身上。做别的活儿，爷爷总要在地上挖个坑，把拐棍立在坑里，踩实周围的土。冬天立在向阳处，夏天立在阴凉的地方。不管在那里，爷爷的拐棍总是立着的，从来不乱扔。为此爷爷还得了个“拐棍老头”的绰号。
后来几年，我觉得爷爷的腿病基本好了，有时就不需用拄那拐棍，我常发现爷爷的拐棍有时是拉着，有时甚至是提着，但他毎当出门总要拿着，从没落过。我想，这也许成了爷爷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洁癖”。但有一件事让我彻底领教了爷爷对那根拐棍的珍爱。一天，几只鸡正在偷吃奶奶晾出的小米，情急之中我顺手拿起爷爷的拐棍扔了出去，谁知用力过猛，那拐棍一头着地，跳了两跳倒在地上。这时的爷爷猛地站了起来，二话没说，就在我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完也不顾嚎啕大哭的我，就去捡他的拐棍。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爷爷唯一的一次打我，我就觉得我在爷爷心里还不如一根拐棍，哭得特别伤心。爷爷见拐棍并无大碍，蹲下把我和那根拐棍一起拥入他的怀里。爷爷并没哄我，只是默默地抱着。我的脸上、脖子上能感觉到爷爷呼出的气息，这暖暖的气息渐渐地融化了我心中的一切怨气。至此我似乎觉得爷爷的这根拐棍有些神秘，再没有轻易动过它。
直到十七年后的一天，爷爷才把这根拐棍的故事告诉了我，那一天，我和爷爷去种山药，这天爷爷的话特别多，话说得很细，有的话还要重复几次，不少话是在嘱咐我，表现得很不放心，好象他是要出趟远门，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我虽然觉得这不是爷爷的风格，有些怪怪的，但也没有多想，最后爷爷就把话题引到这根拐棍上。
原来爷爷的这根拐棍里果然有着令人心酸的故事。
做这根拐棍的不是爷爷，而是父亲。父亲很小时我的奶奶就去世了，（本文中的奶奶是我的后奶奶）爷爷又被闫锡山的部队抓了壮丁。父亲就由他的祖父母抚养着。由于得了耳病没有得到极时治疗，等我爷爷部队回来时父亲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为此爷爷悔恨了一辈子。耳朵聋了的人大都有些迟钝，父亲除了爱看书外很少与人来往，常遭村里人的歧视。父亲长大后也反抗过这种歧视，一次和一位堂爷发生了口角，被这位堂爷猛击一拳打倒在地，口鼻流血，自此就落下了头疼的毛病，发作起来父亲抱着头满地打滚嗷嗷直叫。再到后来父亲整天昏昏沉沉，神经便出了问题，常常出现幻觉，不能参加劳动。那时他已经有了我、妹妹、弟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一天，父亲突然失踪了，一早出门走了到天黑还没回来，有人看见父亲走时腰里还别着一把斧子，这可吓坏了我们全家，所有的亲朋好友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正在大家犯愁失望时，父亲扛着一捆木棍回来了。爷爷又气又火，但看见父亲精疲力竭极为落魄的样子，知道父亲一天没有吃饭，也就再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父亲便把那捆木棍摆了一院，一根一根的比粗细，掂份量，试强度，量长短。父亲神情特别专注，拿起这根，放下那根，毎根都要来来回回试好几次，父亲好象用的还是排除法，不合意的便顺手扔进柴禾堆。大家都以为父亲的疯病又犯了。谁也没有去理睬他，那时只要他有事做，不乱跑，全家人也就放心了。
辛苦对比了一整天，父亲终于选中了一根合意的，看着这根木棍，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此后的毎天里父亲都在拨弄那根棍子。先是剥皮，父亲剥得小心翼翼，生怕伤了棍体。皮剥完了，接着是用砂布细细打磨，父亲磨得很轻很轻，只要有一丝划痕，父亲也要慢慢地磨平。磨累了父亲就抱着棍子歇一息，打个盹，醒了，接着再磨。磨完了，父亲拄着棍子先在院子里走了两圈，又在大门外的土坡上上来下去走了两回，也许是觉得很满意，父亲笑了，笑得惬意，笑得满足，笑得温柔，完全不像个有疯病的人。
自从做起了这些，父亲的头疼和疯病再没有犯，也没去乱跑，显得非常安静。我们以为这也许是一个好的转机，没想到几天后，父亲又犯了一次疯，这一回还疯得有些惊心动魄。
引起父亲犯病的是一条蛇，谁也没有想到这蛇会在正午时出现在村中心的大路上。鸡飞了，狗跑了，孩子大人躲开了。父亲先是一惊，接着便愣在那里好象在想什么，转而便是满脸的兴奋。他不是去躲，而是在慢慢地接近那条蛇。这时的蛇也发现了父亲，也好象看出了父亲来者不善，便张开大嘴立起半身吐着毒信向父亲示威。远处的人大声喊着制止他，然而耳聋再加上如此的专注兴奋，这时的父亲已经根本无法阻止。
猛然间不知多病体弱的父亲那来的劲儿，他敏捷地闪过蛇的袭击，迅速绕到蛇的背后，一下抓住蛇的头顶，接着提起蛇一阵乱舞，随即迅速把蛇摔在一块石头上，那蛇就动弹不得一命呜呼了。闻信赶来的爷爷气得跳了起来，指着父亲劈头大骂。看着火气冲天的爷爷，父亲不敢顶撞，悄悄地提着那条死蛇走了。
这次折腾后，家里人刚刚盟发的那点希望彻底破灭了，特别是看到他毎天拨弄那条死蛇，大家都觉得父亲这回实在是疯得太厉害了，实在是没救了。
对于大家的失望，父亲好象根本不在意，只是提着那条死蛇忙他的，也许是怕再挨爷爷的骂，他总是躲在没人的地方，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几天后，死蛇不见了，父亲也安静了，一天不是睡觉，就是呆想，一个疯了的人他会想什么，谁也不把他当事了，只是提心吊胆，希望他不要再疯出什么事来。
然而自那以后父亲再没有疯，他的行为说话和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年三月一天的中午，爷爷吃完饭坐在炕沿上抽烟，这时父亲突然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他精心制作的那根拐棍。拐棍打磨得光溜溜的，着地那头箍的铁皮结结实实，手柄上紧紧粘着的那层淡绿色的护物平平展展。父亲这天的精神很好，头脑也很清楚。爷爷示意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来，父亲拿着拐棍慢慢地朝爷爷走去，深情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脸上布满淡淡的笑容。看着儿子的笑，爷爷也是满脸的慈祥和怜爱，再三催促儿子走近他。这时不知父亲是胆怯还是不好意思，只是挪了挪步。他低着头，轻轻地叫了一声爹，就双手举起那根拐棍，一下跪在爷爷的面前，语气悠悠地说，爹，我的病我自己知道，儿子恐怕是不行了，说不准那天就要走了，我不能为你养老送终，还拖累了你三十几年。儿子也没什么送你，只能给你做这么一根拐棍，等你老了腿脚不连便了，儿子也不能在你身边扶你一把，你就把这根拐棍拄上，就把它当作你的儿子。手柄上护着的就是那条蛇皮，蛟皮凉快，背火，解毒。这是书上说的，不会有错。爹，儿子不孝，最后也只能为你做这点了。父亲说着两行眼泪像泉水涌了出来，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爷爷急忙接过拐棍，把父亲和父亲给他做的拐棍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大哭起来。
在送给爷爷拐棍的一个月后，我的父亲死了。
在给我讲完这段故事后的第三天，我的爷爷死了。
那年，我二十三岁，还没娶到老婆。那天，我毕业上班不到一个月，也没领到工资，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孔几乎不能住的破窑洞，最亲的就是从此爷爷再无法喂养的一口小猪，两只小羊。以后该如何活下去，我不知道。当那沉重的棺材盖就要合上，将我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亲人永远隔开时，我好象就要疯了。我猛扑过去用我的身子挡住棺材盖，轻轻地拉展爷爷寿衣上的皱折，慢慢抚平，又抖抖地揭开覆盖在爷爷脸上的麻纸，轻轻地抚摸着爷爷布满皱纹的脸，从左脸摸到右脸，从上额摸到下巴。我把那根拐棍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棺材里爷爷的右手边。
我久久地跪在灵前，给爷爷，给爷爷身边的那根拐棍，深深地叩了三个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