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需要从孤立的、稳固的、规定性比较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里，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20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展开讨论。事实上，沈从文的自我、文学、后半生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 通过对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来确立“自我”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他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觉醒”以前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后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21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预言；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又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另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读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 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他的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是贴不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机，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机。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他坚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 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止是人的世界，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无法透彻理解作者意图。这个世界有悲哀，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 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有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连的天地大美，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连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连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止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很多人谈论沈从文作品，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 （作者：张新颖，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