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文学批评，首先要找到“现场”

　近日，文学批评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的新书《批评的返场》引发关注。“返场”，亦即“返回现场”，既指何平40岁之际重回文学批评现场的个体经历，亦暗示当下不少文学批评未能“在场”的遗憾现实。

　　在圈内，何平是一位思想活跃、观点犀利的批评家，尤因坚守在新芽萌动的青年写作现场，而成为批评界的一道醒目风景。本期“紫金文艺评论”专访何平，畅聊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批评家“返场”所需的能力，和文学“出圈”背后的批评家使命，以及青年写作等相关话题。

　　记者：您为什么提出文学批评“返场”这个概念？

　　何平：做文学批评的关键就是找到“场”在哪里。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批评家所抵达的文学现场，片面和局限，以至于无法真正的在场；不在场，怎么做批评？如果一个批评家对作品的取样仅仅来自文学期刊，忽略了它们未能涵盖的那些写作所代表的丰富可能，他对当下文学现状的分析必然是不全面的，必然无法发现那些崭新的、真正有时代价值的文学话题。

　　我自2017年至今一直在《花城》杂志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几年来关注了上百名小说家、散文写作者、剧作家、诗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没有被传统文学期刊充分注意到的。可以这么形容，我的一个批评路径，就是笨拙地做当代文学现场的拼图，把那些被遗漏的零片一块块地找补回来，那么基于这块日渐完整的拼图，批评家们才可以在更广阔的文学现场拣择他们的样本，才有可能发掘我们时代的文学的“真问题”和“大问题”。

　　“批评”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本源意义是“判断”之意，批评即判断，我可以判断它坏，也可以判断它好，“骂”得有道理固然是好批评家，夸到点子上也是好批评家。但当下，我们更需重视的是，批评家有没有保持他在审美意义上说“不”的权利。

　　记者：您做“当代文学现场拼图”的思路是什么？在走向“现场”的过程中，又发掘出哪些有意味的文学话题？

　　何平：《花城关注》目前推了30多期，做每一期时，我都会带着一个预设的问题，事先树立一个关于文学“现场感”的标靶。比如2020年我集中研究了当代作家在城市、县城、乡村、世界、网络“树洞”等不同空间的文学表达，相当于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切分成几块，然后一块一块地进行勘探，看作家究竟交出了怎样的时代答卷，贡献了怎样的审美新质，又存在怎样的文学问题。

　　比如，中国的县城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它曾代表一代人对城市的想象，但和城市不同，它是一个熟人社会，为写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和人性的样本。我在“在县城”这一期中提出：眼下，县城早已是世界的县城，文学表达中的县城不应只是城市文人臆想的容器。又比如，“文学与科幻”一期里，我抛出了“希望科幻作家文学地写科幻”的观点，建议科幻在人性、历史、现实、人类命运、小说形式和语言等文学性方面有所加强。“青年作家和故乡”一期里，我明确反对那些具有奇观和炫异性质的“伤心故事”。“摇滚和民谣”一期里，我试图从这两种音乐类型中，为当代诗歌找寻它们所缺失的东西……这种有规划、有目的的现场勘探，确实能为我们时代发掘出一系列的文学问题。

　　记者：您认为，合格的批评家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何平：合格的批评家要有审美的发现、发明和定义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文学批评不能等同于借助知网等电子资源的论文生产。一个人既没有文学审美的能力，又不在文学现场，且不具备较好的语言和修辞能力，仅靠参考几篇论文，不可能做到审美的发现、发明和定义。我对文学批评一直有一个私人的界定，即“文学的批评”，它比起单纯的学术论文要有更多感性的、细腻的、敏锐的、修辞的要素。

　　不得不说，目前的文学批评存在着学术论文化倾向，缺少批评文体自由表达的丰富多样。事实上，各大文学刊物和批评类刊物并没有对批评的文风做任何限制，是批评家们把在学术流水线上“固化”出的文风带到了这些刊物里，乃至改造了它们本应有的活泼风貌。所以我经常鼓励研究生多写“小文章”，“小文章”虽然无法作为大学量化的学术成果，但至少可以帮你保持对文学现场的敏感性，和与时代的即时对话的能力。

　　记者：在您看来，文学批评应如何有效破圈，成为普通大众文学审美的启迪者、培养者、对话者？

　　何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破了圈去干什么？如果破圈意味着给大众讲作家的花边新闻、交际故事，去削高就低、取悦大众，或单纯地抢夺市场和话语权，那我觉得还不如各在各的圈内好。有效的破圈必须建立在大众的文学审美普遍提升的基础之上。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工作、最必须守住的现场，是做好文学教育。你中文系可以不培养作家，你批评家可以不到豆瓣上和网友互动，但你必须上好你的文学课，培养出热爱文学、有审美鉴赏能力的人，尤其是未来的语文老师，而他们又将培养出未来的“审美国民”“文学国民”——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破圈。

　　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村小上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文学青年，日常订阅《收获》《散文》等文学杂志，我们经常借来看，由此完成文学的开蒙；等我上了高中，我的“语文课本”几乎是同时代的文学现场；再后来，我从南师大本科毕业，先在如皋师范学校做了十年语文老师，多年后我遇到我的中师学生，他们都非常感激我那时带领他们进行的文学阅读，这成为他们此后漫长而忙碌的人生旅程中，随身携带的一件“文学的行李”。从我的经验来看，语文教育的程度，决定了国民审美的平均值。作为在大学教书的个体的批评家，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下子破掉“专业”“商业”“平台”“算法”的圈，但只要他做好了本份的文学教育，他就做出了一份重要的贡献。目前，我们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也尝试把文学讲座向公众开放，就在前几天，批评家南帆和汪政的讲座吸引了几百人在线围观。走向公众并不是批评家的义务，但好的批评家应该是有公益心的。

　　记者：您一直关注青年写作，您觉得青年写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何平：《批评的返场》中有一章，列出了50后、60后作家在他们40岁之前写出的作品，可谓耳熟能详、成就惊艳——反观今天的70后、80后，是否已经写出属于他们的重要作品？答案并不乐观。这背后固然有时代的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几乎是青年释放创造活力的唯一舞台，今天的青年则有更加多元的选择。但不论如何，青年写作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一代”人的独特经验，书写好“这一代”的个体与时代的相遇——青年写作之所以重要，因为关乎最新鲜最生动的时代生活能否在文学中被晶化成型。

　　当代青年作家，有没有“消化”好他们的时代，发掘出这个时代的逻辑？个人的“小编年史”和“微观的精神事件”，又如何获得与稠人广众休戚与共的命运感？一己的书写如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他人彼此激荡、由此沛然涌出时代的精神长河？就这些方面而言，青年作家们要完成时代交托于他们的使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文/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