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荒煤：在革命文学的洪流中

陈荒煤 （1913—1996），作家、文艺理论家、电影事业家。笔名荒煤、梅白、漪之、漪萍等。1932年参加武汉剧联，发表戏剧评论文章，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等。193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1935年转入左翼作家联盟，编辑《文学界》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赴南京、山东、徐州、河南等地慰问前线将士。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编辑《文艺战线》等。1939年率鲁艺文艺工作团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采访。1945年到鄂豫皖游击区工作，筹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创办《北方杂志》等。1949年参与筹备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刘麻木》《忧郁的歌》《长江上》；独幕剧《黎明》《打鬼子去》《我们的指挥部》；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出版文艺理论著作《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陈荒煤文学评论选》《攀登集》《探索与创新》《点燃灵魂的一簌圣火》；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冬去春来》《梦之歌》《人在旅途》《荒煤散文选》；回忆录《永恒的纪念》《难忘的梦幻曲》等；2013年出版《陈荒煤文集》（10卷）。

陈荒煤是我国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电影事业家，1913年生，湖北襄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秋，他发表小说《灾难中的人群》，之后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和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等职。

从写诗和评论开始

1927年，14岁的陈荒煤（陈光美）在汉口第六小学读书时加入了共青团。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北伐从胜利到失败、国共从合作到分裂，都经历了惨烈的过程。陈荒煤以一个孩子的热情投入其中，写下了第一首充满热情追求平等自由的诗，又亲眼目睹血腥屠杀的场面，经受了大革命风暴的残酷洗礼。

1928年夏，陈荒煤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商业专科高中，开始大量接触左翼文艺刊物，并结识了盛家伦、丽尼、吕骥、张庚等人。他向盛家伦学习日文，在盛家伦的辅导下，第一次阅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荒煤在《新民报》副刊连续发表新诗。不过，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并不适合写诗，只是借诗抒发感情。1932年发表评论后，他就放弃了新诗的创作。后来，他写电影评论、文学评论、戏剧评论，却从来没有写过诗歌评论。

同年，陈荒煤和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人组成了“鸽的剧社”，筹备并演出歌剧《卡门》，希望“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现实”（田汉语）。《卡门》的成功演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由于当局对剧团的警告，剧团被迫停止活动。陈荒煤参加了武汉剧联的工作，当时的计划是：组织一个剧团，办一个小图书馆，编辑出版一个文艺副刊。最终因为条件限制，剧团没有组织起来。图书馆建成了，就设在陈荒煤家楼上，几个人集资购置收集了数百册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不少上海出版的马克思著作、苏联文学作品、中外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名著。图书馆不对外，来借书和参加讨论的都是与剧联有联系的进步青年。陈荒煤这个“图书馆长”，把很多时间用到了图书馆工作上，他称这里是他的“大学”。《时代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由陈荒煤负责，每周一期《戏剧与电影》周刊。文章多由吕骥、张庚、陈荒煤三人撰稿。苏联电影《生路》上演后，三人化名写了多篇评论，出了两期专刊。茅盾的《子夜》陆续发表后，陈荒煤也发表了评论。这是他使用笔名梅白、荒煤写作评论的开始。他把这个时期发表的作品（诗歌、评论和散文）剪贴下来集成一本，却在一年后，在上海遭到国民党追捕时销毁了。

一定要找到党

1932年夏末，陈荒煤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中央苏区要召开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武汉反帝大同盟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吕骥、张庚都在学校教书走不开，于是决定让陈荒煤去。很快，他就见到了武汉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张执一，了解到代表团共有五人，分别是工人代表、学生代表、社联代表、剧联代表、军人代表（团长）。五人走前都没有见过面，到了船上才彼此相识。临行前，吕骥也代表剧联对陈荒煤交代了两个任务：一是带信给丽尼，批评他为了爱情抛弃了事业（陈荒煤晚年在怀念丽尼的文章中讲述了这一经历）；二是一定要找到盛家伦，通过他找到上海剧联，然后一定要找到党。陈荒煤既兴奋又感到意外，没想到此行自己承担着这么重要的任务，直到登上轮船后，才发觉很多情况没有弄清楚，主要是代表团里有没有党的关系？团长是不是党员？想到张执一特别叮嘱白色恐怖时期必须严守保密纪律，他不明白也绝不敢随便打听。

陈荒煤带着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回到了出生地——已经离开七年的上海，代表团在那里等待赴苏区的行期。开始他们深居简出，五人中只有陈荒煤从小在上海长大，其他人都是一口外地口音，陈荒煤便成了团里唯一可以出去活动办事的人。他找到了丽尼，完成了吕骥交待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却变得复杂起来。他一直认为，武汉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团到苏区参加重要会议，代表团里不会没有党的关系，那位年龄最大的团长老傅应该就是党员，但他没有办法确认，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甚至连老傅的身份和经历都没有问过。他和丽尼、盛家伦联系上后，还参加了上海剧联的一些活动。但是，要通过剧联找到党却不那么简单，他不敢贸然行事。代表团不断变换住地时，他还曾和左联中的一位叫柯尔达的同志同住一室，听他讲上海文学界的情况，并终于忍不住把自己的小说拿出来请他提意见。柯尔达认真看过后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应该说柯尔达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位读者。可是仅仅三四天后他就不见了，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也没有踪迹，陈荒煤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更不可能向他打听党的事情。等待赴苏区的日子里，还有两三位同志来介绍上海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位老冯谈上海文学界戏剧界状况。直到多年后与冯雪峰交谈，陈荒煤才认定他就是老冯。他记得老冯那一口浙江口音，一头又黑又硬的头发，谈到重要问题时眼睛会紧紧盯住你，当时他们彼此离得那么近又那么远……那正是陈荒煤为无法“找到党”而焦虑不安的时刻。

黑夜里闪亮的流星

等待启程的日子每一天都显得十分漫长，苏区交通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代表团被困在上海，每天都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陈荒煤这个“老上海”就成了团长老傅的工作助手，很快他就认识了上级派来联络的小陈。

小陈三十来岁，宁波人，头上戴顶深灰色礼帽，普通商人打扮。他每次出现都很准时，却总说还要再等等。他告诉大家不能着急，不能整天蹲在旅馆里不动，于是几个人就分头出去逛街。团长带着工人代表出门，陈荒煤带着学生代表、社联代表，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书店。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几天就要搬一次家，每个住处都是先由小陈安排好，再交给团长住宿费和饭费。在交待事情时，小陈尽管从容但也时常显得很疲惫，他时而会拍打自己的脑门进行思考，时而从报纸上撕下一条写上几个字念念然后烧掉。一次，陈荒煤见他很困乏的样子便劝他在旅馆休息一下，他不肯，陈荒煤只好陪他到外面闲逛。小陈走在路上，眼睛飘向周围，时不时走进一家店铺透过橱窗向外张望，或者突然就拐进一条弄堂里。后来他们进了一家电影院坐下，小陈看看表说了个时间嘱咐陈荒煤叫他，然后就靠在陈荒煤肩头睡着了。到点后，未等陈荒煤叫，他已经站起身来，拍一下陈荒煤的肩膀，悄悄地走了。还有一次，陈荒煤去看剧联演出，晚上回到住处时发现人去楼空，他立刻提了个暖瓶装作打水的样子跑了出去，在隔壁弄堂的一个联系点找到了老傅他们。原来是小陈下午来通知，得到确切消息，巡捕房第二天要搜查他们的住处，要他们立刻撤离。老傅叫陈荒煤不要回去了，但陈荒煤想到还有两封信留在旅馆，一旦被发现可能引出麻烦。分析再三，他觉得出来时没有被人监视的迹象，于是便真的又打了一壶开水回到旅馆，取出信件迅速清理了其他东西，小心地从后门溜出去，边走边仔细观察，直到确认没人跟踪后，才回到代表团新的住地。

终于，在等待了两个多月后，小陈带来消息，中央苏区计划召开的会议因为反“围剿”战争开不成了，代表团将立即返回武汉。两个多月的相处已经让陈荒煤得出结论：小陈就是党派来的人。临行前，他下定决心直接“接头”。他约小陈单独谈了一次，坦白告知此行自己肩负的第二项任务，并请示武汉剧联希望和武汉地下党发生关系，回去怎么答复？小陈明确回答，武汉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现已失去联系。就是这次谈话，小陈通知他，不久前让他写的一个简单材料，组织上已经审查批准，正式吸收他为共产党员，回去后不能对任何人暴露身份，只与小陈通信联系，等待组织上派人到武汉接头。就这样，陈荒煤加入了共产党。多年后他回忆说：“既没有举行什么宣誓仪式，也没有像有些小说上描写的那样，面对着红旗低声唱《国际歌》，有人庄严地紧紧地握手向我表示祝贺……”小陈只平静地给他留下通讯地址，交待了书写方式和重要代语，就和他分手了。陈荒煤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把他引入党内的同志。陈荒煤时常想起他，也曾经寻找过他，却连他的名字都说不清楚。1939年陈荒煤到太行前线三八六旅采访时，听陈赓谈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情况，便急忙把小陈的情况详细地讲给陈赓听，陈赓立刻告诉他：“小陈，宁波人嘛，是很好的一个同志，是中央的交通员，早就牺牲了！”

小陈就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消失了，陈荒煤的入党情况也成了说不清楚的谜。20世纪80年代，陈荒煤忽然收到自称是傅林生儿子的信——经过反复核实傅林生就是团长老傅。老傅已故，儿子为了给父亲恢复名誉恳请陈荒煤证实1932年上海那段经历，陈荒煤却在他们提供的材料中看到这样的话，老傅在世时说：“陈荒煤这个小鬼（武汉代表团团员），也是这次正式批准入党的。”五十多年后，他终于弄清楚老傅是党员，也终于有人可以证明他的入党问题，但当年的战友早已一个个离去。这真比小说情节还要曲折。

从剧联到左联

1932年秋，陈荒煤回到武汉，正值武汉反帝大同盟的一位负责人被捕，组织遭到破坏，剧联工作也开展得更加艰难。

陈荒煤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他给小陈写过两封信，只收到一封回信，大意是现在商业经济都不景气，不要急躁，须耐心等待时机，看明年春季情况可否有点转化再说。那以后小陈就没有了消息，他也不能再写信。1933年秋天，陈荒煤因发表一则左翼运动消息而惹祸，辞去副刊主编职务，再次回到上海。

陈荒煤参加了上海剧联工作，创作独幕剧《黎明》，与金山、赵丹等人排戏演出，发表评论文章，还在民众教育馆教课、辅导夜校学生和女工排戏。他多次躲过当局的搜查和追捕，一次参加大地剧社演出后，在上海火车站与全社人员一起被捕。审讯中他没有暴露身份，后经集体保释出狱。1934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在《文学季刊》发表。这是一部以武汉大水灾为背景的小说，描写了一群在洪水、饥饿逼迫下背井离乡的灾民们，揭示了苦难带给人们的创痛。小说的结构虽有些松散，但作者以细腻充满感情的笔调，刻画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幅惨淡的人生图画，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陈荒煤连续发表小说《秋》《刘麻木》《人们的爱》《抛包》等，他向组织提出希望从剧联转入左联。

193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陈荒煤按照约定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周扬。这次会面的时间不长，主要是周扬介绍左联情况，同意他转入左联，最后交待他去找沙汀。第二天，他就和沙汀联系上并先后结识了上海的许多作家。这个时期他的创作进入高潮，出版了《刘麻木》《忧郁的歌》《长江上》三部短篇小说集。

除了创作，陈荒煤还参与编辑刊物《文学界》，积极参加左翼组织活动，有些活动虽然后来看在政治上是幼稚不成熟的，但当时大家都把它们作为严肃的政治斗争，带着满腔热情，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同志们都经受了白色恐怖的种种考验，有的人就在斗争中牺牲了。

组织在哪里？

1937年6月，陈荒煤坐船离开上海，自天津转北平，准备到绥远抗日前线采访。到达北平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加入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剧团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从北平出发到达南京，在沈钧儒的帮助下，经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认定，编为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主要活动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是在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的指示下成立的，并委派北平市委负责农村工作的荣高棠作为领队，和几个党员秘密组成支部领导着剧团。剧团到南京找沈钧儒时是带着黄敬介绍信去的，取得合法身份后，剧团党组织的关系也是由黄敬派人送交地方党组织的。

然而，这一切，从上海来的陈荒煤并不知情。建团时成员大多是北平大中学生，他这个唯一懂戏剧的导演、编剧兼演员，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演剧中。他创作的《打鬼子去》不仅成为该团的重要剧目，也成为抗战期间许多演剧队的主演剧目。之后，他又创作了《七·二八之夜》《血宴》等。他在导演时非常严苛，无论是分析剧本，排练演出都以专业剧团的标准要求大家，力图不断提高演剧队的水平，除此之外，他自己还饰演各种角色。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些被逃难的人们遗弃的书籍。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把一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收集起来，渐渐地积攒成箱，竟成了一个移动的小图书馆。一年多时间里，演剧队冒着战争的炮火转辗于山东、河南、安徽数地，演出数百场，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陈荒煤都想方设法带着那些书籍，他们的演出鼓舞了无数抗战将士，他们自己也在战争中不断学习，变得更加成熟坚强。

然而，让陈荒煤苦闷的是，他再次失去和组织的联系。以他的观察和判断，荣高棠等人可能是党员，剧团里可能有党组织，可是，当他想要试探虚实时，别人都装得若无其事。一次，他实在忍不住抓住一个他认为可能是党员的同伴询问，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还被告以团里有人可能是叛徒。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被编为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后，团长是国民党派来的人，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但隐藏的叛徒又是谁呢？组织没有找到却被告诫，情况复杂，陈荒煤不得不放弃找党组织的想法。直到一年多后在延安，他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荣高棠等人的确是党员。几年后，他又知道了叛徒是郭同震（谷正文）。那时候，郭同震也已几经辗转到达北平，成为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的站长。又过了些年，身在台湾的大特务谷正文回忆，当年他早就知道演剧队里谁是共产党员，他肯定地说陈荒煤就是其中一个。原来，没有组织关系的陈荒煤早已被特务认定是中共党员了。

心灵中燃烧着希望之火

1938年秋天，陈荒煤离开剧团经西安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在戏剧系、文学系任教。

初到延安，他感到一切都令人振奋：他做着教员的工作，许多老朋友都来了，最使他激动的是延安到处都洋溢着一种革命激情——红旗、歌声，人们不分男女老幼、来自何处，彼此敞亮地叫着“同志”，压抑了许久的苦闷似乎在陕北的蓝天下得到彻底的释放，他发表了《无声的歌》描述这种从黑暗中走出获得光明和温暖的心情。

一直都在找组织的陈荒煤这次却没有主动找谁去接关系。在他看来，到了延安就自然找到了组织。直到有一天，他和戏剧系教员老红军李伯钊聊天时谈起自己过去的情况，李伯钊听着听着露出惊讶的神情问：你是党员吗？他说：当然是啊。李伯钊更惊讶了：同志，你是党员，要赶快写申请恢复组织关系呀！他这才知道还有这么个组织原则。原以为离开上海是组织批准的，现在周扬、沙汀等组织的人都在，自己回到家了，怎么还要申请呢？他赶紧写了一份申请，并第一次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批评，虽然心里多少有点委屈——在离开上海一年多漂泊的日子里，尽管没有组织关系，他从来是以党员的责任要求自己的，但此时他知道必须提高认识，适应新的革命环境。

1939年春，陈荒煤带领鲁艺文艺工作团和实验剧团到晋东南前线采访。他到了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采访了朱德、刘伯承。他在三八六旅待了半年多，参加了两次战役，最近距离地接触了陈赓、周希汉等将领，也熟悉了八路军的普通干部和战士，还有游击队员、民兵、儿童团员……他是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下去的，大家都亲热地叫他“新闻记”。他还被周希汉委以三八六旅秘书长的头衔去拜会一些大商人和地方绅士，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充实和改变着陈荒煤。回延安后，他发表了系列报告文学《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印象记》《一个厨子的出身及其他》《新的一代》等，并发表了《鲁艺工作团在前方》，总结文艺工作团在前线的工作，提出了部队文艺工作的纲要：“文艺工作者不仅是到前方搜集材料而写作，而且应该为展开广泛的新的文艺运动而努力——那就是要文艺真正深入到大众中间去，不仅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而且为大众所扶植，产生自己的文艺作品和作家。”他编辑《文艺战线》，负责组建战时文艺运动资料室，逐渐将写作重心转向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

延安时期是陈荒煤在思想上和写作上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他与何其芳等人受邀参加了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长谈，并在此后的文艺工作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1945年8月，陈荒煤离开延安，前往边区组建文联，创办《北方杂志》。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再次穿上军装随四野南下，发表了一系列著名报道。他总结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写英雄人物和怎么写，如何突破从落后到转变的公式化倾向，真实地描写新生活与新人物等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艺领导岗位上继续撰写评论与理论文章，出版多部著作和《陈荒煤文集》（10卷）。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尽管道路艰难曲折，陈荒煤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更没有忘记小陈、柯尔达……那些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像流星一样发光又消失了的无名战士。他用“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来形容这一代人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